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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落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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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落脚的地方

说有一种无趾鸟,飞在风里,睡在云里,吃在天空里,着地的那一天,就是它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从此,我喜欢上了这只鸟,一如把希望寄托在文学的牧歌声里。我从来为着这无趾鸟奔跑,在灵魂的梦中。就算千年,勇往直前。

一晃荡,十年过去。十年一见。 

竟发现从没如此这般散漫自己,我从晕晕沉沉的睡梦醒来,张开眼睛,屋内只有我自己,还有一张不足一米高的破方桌。 

看不见繁华伤梦,那么,我是醒了,彻底地醒了。

每次清醒,记忆又催促着我,像在奔流错乱的街头中心,一个小孩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车流从身边串过,而狂叫出来的惊悸。 

我闭上眼睛,文学、书法、绘画、设计、音乐……那些不确切的艺术脸孔,游离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依我在二十二岁的年龄,假如文学成了生命的唯一,它仅是一段回忆,左右不了夙命可得到的其他。 

权且让我安妥自己,再梦一回无趾鸟吧!? 

打开临街的窗户,才半天工夫,已舌燥唇干,双眼发肿,憔悴不堪,忘了身在何处。 

是的,是该走出去了。 

往日企羡的大学校园,几个角落拥挤着几个学生,手里拿着一本教科书,岿然不动,连同跋扈的朗诵声,出卖了自己;换成我,我绝然达不到如此高的境界。我为我默哀。这默哀因有很多人与我论说,所以,我也敢堂而皇之躲进申保箱先生值班室笃志作文。 

已经有几天没去上课,教授肯定在心里惦念我了,但我真又不想轻易囚禁自己,做不喜欢做的事,青春是人最好的资本啊! 

有这样的思想,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来说,我知道是不逊的兆头。事实也真如此,一个礼拜下来,连page maker都不会操作了,我勉强选了一张寸照,算是毕业前对自己的告慰,上附近的照相馆冲洗,主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姓施”。我说,尽量不想吐出后面那个字 

“全名”主人又问。 

“施晗”。 

这时,马上有人注意到我了。 

“你就是施晗呀!久仰大名。”一个学生说。 

我脸烧如炭,然愈是这样,别人还以为我的谦逊。其实,我有什么资格谦逊呢? 

曾有一度,我经常被拽着参加某个活动,大小都得为其讲上一席话,我的苦楚难言是不能通过面部表情标榜出来的,我深知自己是个和平凡人一样平凡的小角色,充当门面,只怕还得再混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我写了“一线天文学社”六个大字的牌匾,奋斗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一具躯壳和精神上中了病毒的我。 

一个朋友自豪的告诉我,他现在跑到食堂,找十个人询问,有八个人知道我的名字。 

“是吗?就像十个人中有八个人知道鳖的另一个名字叫王八一样。”我苦笑。 

朋友也笑。 

但我又是幸运的,当所有人都在写着、叫着、骂着“施晗”的时候,我的最亲信的教授们,是在快到大三那年才深信,我就是“施晗”,而且有先见之明的预料到我哪天要出书,提前声明于我;届时送她两本,不忘加一句,其中一本是给她儿子看。 

这个时候,我开始筹划这本书了。 

要写下所有,确实是件不易的事,而我屋里已没有供我写书的桌案,我整理了从一九九六年到二零零五年的所有手稿,不论好坏,挑了六十余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单就艺术水准来说,良莠不齐,绝过不了我现在的眼,好在,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当成最终的代表作,有且能代表我当时风格,就算语言嫩幼,哪怕单纯,还是选上了。余下部分,我力戒以往的风格,以其诗歌的语言,小说的情节演进融入散文,创造自己的艺术特色,也终成了我现在乃至今后的文学追求。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我彻底躲进了申保箱先生寓所。申先生是一位散文作家,待人十分热情,每天为我沏茶做饭,共谈天下,偶尔,又挥毫泼墨,吟诗对赋,其乐融融。 

房子虽在一楼,也常有人相往来,那个特殊的座位,却总能够使我静下心来,专心作文,友人来访,琐聚斗室,又颇有陋室铭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境。后来,干脆就成了我的会友私所。这一切,莫不感谢申先生的赐予。 

乙酉年的最后几天,我要回家乡湖南祁东度春节,为了一份赤子之情的相聚,走时,我写下一幅斗方书法赠申先生以示感谢,哪怕不是感谢,是报答。 

我也不确切还有别的理由暗示我回去,最末,我也带了所有文稿,很不幸的是,正月初三,因在写完《前尘往事》《月神》两篇文章后,忘了关窗,被风吹走,再没找见。过后,我曾与家人自嘲说,老天都爱看我的作品,想必日后一定会很有文缘。 

家人当然不知道,“施晗”这两个字比我本人更吃香,更被别人更多次的写着、叫着、骂着。我也只是在再没找到那两篇文章后,整天在地上用水涂字,有人看见,许或是觉出我得了什么怪症,请来医生替我把脉,我跟医生调侃了一大堆有关中医的理论,还给他开了副中药,他呆望着我,就好似不在这个世界上似的漠然。临来北京前,我一直忘不了两位尊敬的恩师,便在上火车前,返回县教育局。充原老师,周延华老师正安然地忙碌,我的眼泪干涩,又强忍不住内心的撕扯,一个是曾经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的人,一个是有恩万分,又永远在心头伤感的人,如是一面,又要分离,不免惆怅深沉。 

回到北京,文章已基本作完,下午,我去集市买菜,想犒劳一回自己,风很大,很冷,邮差把一大摞信放到我手里,拆开一看,大部分是约稿函、邀请函之类,也有知我出书,询问购买之事,我也恍然惊厥,确实很长时间没有投稿,只是,有人消息竟比千里眼、顺风耳还灵通,要来购书,不免让我为难,越发觉得对不起他们,我的贸然与轻率,促使我把书稿,先后拿给了着名散文家林非都对我非常之热情,都有着不一的见解,并分别给出了十分珍贵的建议,他们的褒贬直言,使我狠下决心摆脱一切,重又审视自己。虽然,我从不敢奢望这本书到底会不会受人喜欢,但我起码得完成它,不为三位老师的期望与鼓励,也为着对读者的责任。 

这样,我又躲回了申保箱先生寓所,抑或哪间正空置的教室,进行长达半个月的修改善后工作,为不使思路中断,常常饿着肚子,从早上持续到下午五点,不几天,胃痛又犯,只好置身去外面买几个饼,一边吃一边看。 

后来,人就渐渐多起来。过来问出书之事,问文学之事,问做人管理之事,问办刊演讲之事,问书法绘画之事……渐渐多起来,仿佛,我真被当神仙一样敬奉着,什么都懂。 

再后来,就有人向我索求书法、绘画,是朋友倒好说,有莫名上门的,就说拿钱买,真让人哭笑不得。在这一切缓和过去,朋友冯颂为我提供了电脑,一线天的很多编辑,以及其他一些好友,也不遗余力地为我录入文字,付出了劳动,我深表谢意。毋庸置疑,培黎为我提供了一个美好的舞台,不论是余临常务副校长,还是徐会处长,以及默默为我奉献的所有人,我都将永远铭记。 

于是,我带着修改完的打印稿,请当代着名作家、诗人、《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石英老师为其作序,石英老师欣然允诺,我们在办公室里促膝相谈近三个小时。 

北京的天,已经变暖,风吹得人心里骀荡,一片片棉絮伴着风吹进公交车厢,堆满城隅。还有来时的雨,我搀杂在人群,人们争相躲逃,我大义禀然地继续前行,人们一个个谛视着我,待雨停,一看,身上竟全是星星点点的黄沙,原来,刚才下的不是雨,是黄沙啊! 

北京的天就是这样。 

五一前夕,我终于修缮完了全书的最后一个步骤——装帧设计。 

对我来说,十年的文学回顾,到此,亦可告一段落,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将如何面对生活,又将作些怎样的文字。每每坐在桌前,昔日眷念的种.种一一过思,到底给我以拨冗,又不免害怕;害怕如我九下地狱等待重生,复活后又变何物,也许只有读者最能慰我以答复。 

假如我一直是只大雁,只为与无趾鸟同飞,千年来回,梦过几生。何处都是我落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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