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底蕴五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底蕴五篇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那么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思想宣传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思想宣传范文】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为深入学习“四个讲清楚”的深刻内涵，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精神，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本刊自今日起特开设《四个讲清楚》专栏，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主题刊发系列理论文章。

　　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历史选择，集中体现着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作为民族性的规定，“中国特色”内在地蕴含着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的塑造和建构。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土壤，既是广义的文化本身，又浓缩并表征着狭义的文化因子。作为时代性的规定，“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一个东方大国实现的“实践能力的明证”。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社会主义，任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都离不开同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土壤和文化传统及其所决定的历史背景的内在结合。

　　壹

　　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今天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其中内蕴的一以贯之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885年4月，恩格斯在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曾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他强调指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倘若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缺乏足够的了解或者不尊重，就不可能从实践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应用。而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又折射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深邃背景。1887年1月，恩格斯在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又写道：“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指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者注)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所谓“亲身的经验”，同样离不开经验者被历史的存在所建构着的解释学意义上的“前见”。作为此在性的存在，经验者总是遗传并分享了他所属的那个传统的文化，从而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因此，人们在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不能不渗透着文化的变量，这个变量对于这种实践来说，无疑具有本质的意义。

　　贰

　　中国之所以选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条件包括文化条件成功融合的历史结果。

　　随着人类普遍交往的日益拓展和深化，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得以实现。“世界历史”的崛起，意味着考量中国社会演变的前途和命运，不能再囿于中国本身，必须着眼于“世界历史”这一宏大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意味着西方对东方的征服及其所造成的不对等，同时也表明中国已被纳入“世界历史”范畴，构成其内在的有机部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演进，其方向和路径开始作为“世界历史”现象而被规定。如此一来，中国与世界之间实际的相互改变，就成为“世界历史”本身的重要建构。这一特定历史情境，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意义，从而自觉地具有了一种全球史观的眼光。例如毛泽东、蔡和森、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等，都强调中国革命的实质和前途需要置于整个世界的坐标中加以讨论。蔡和森指出：“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1921年6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杂志在《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一文中指出：“现代的经济变动是世界的，不是国别的了，大家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经济的使命。”东方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才是可能的。

　　叁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一开始是被作为“大同理想”来认知的。这固然是跨文化翻译的最初阶段所难以避免的“格义”，但也的确反映出两者间的相通和一致。儒家的大同理想，构成社会主义思潮得以在中国传播的深厚而适宜的文化土壤。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其社会理想同中国古代儒家的理想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兼容的性质。也正因此，社会主义才能够在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中深入人心。

　　从文化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特有的亲和性。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成为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的深邃文化背景和重要文化尺度。梁启超当年就认为，“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指社会主义——引者注)最精要的论据”。孙中山也是把“社会主义”称之为“大同主义”，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蔡元培在为李季翻译的英人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所作序言中，一上来就把社会主义学说同中国儒家的社会理想作类比，认为“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学说”，并从孔子、孟子和《礼记·礼运》里找出相似的段落加以证明。

　　随着“西学东渐”，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纷纷传入中国，并在思想舞台上竞相上演，诸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等，但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才最具有可实践性，能够契合并满足中国社会得以拯救和中国文化得以革故鼎新的紧迫需要。中国后来的实际发展和历史演变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确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获得了“实践能力的明证”。

　　肆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道德感召力始终构成革命者持久战斗力的文化根基。牺牲和奉献精神、坚韧而顽强的意志力、革命者的虔诚信念、人民群众的道德觉悟……这一切都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中国革命艰苦卓绝，其历时之久、范围之大，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宏大的革命运动相比都毫不逊色，堪称历史的奇迹。用美国记者斯诺的话说，正是“绝对的信念”才能够产生出“大无畏的气概”。以史诗般的长征为例，就像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谈话中所总结的那样：“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甘陕并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骨干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它之所以不可战胜和必然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强调德性的力量，这既是中国特色，也是在中国大地上成就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优势和可靠保障之所在。而这一价值取向，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中国文化得以绵绵不绝地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思想宣传范文】二

　　内容提要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唯有更加坚定理想、涵养道德、砥砺品性、奋发有为，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才能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遏制不良学风和学术腐败，就应建立健全惩戒监督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标准，推动形成实事求是、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具备胸怀大局、心有大我的爱国精神，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担当精神，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的精神风骨，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奉献精神和心有所戒、行有所止的敬畏精神，才能成就学术人生，担当历史重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也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期待和要求。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心系家国天下，身传道德文章”。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心系国家命运、思索民族未来、忧虑人民疾苦，用鲜血和生命追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为推动改革开放从全面探索到全面推进再到全面深化建言献策，贡献智慧与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在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更是前所未有的事业，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着清醒的战略研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告诫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大国兴衰的历史告诉我们，新兴国家用30年左右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但这个时候就到达了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此后将是兴衰成败的关键阶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抉择期，历史将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唯有更加坚定理想、涵养道德、砥砺品性、奋发有为，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才能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形成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优良学术风气和学术生态

　　“欲事立，须是心立”。学风是学者内心价值追求的外在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浮躁的社会风气逐渐影响科研学风，学术不端行为有所滋长。这使得学术的道义价值被淡化、弱化，直接导致了学术的泡沫化、空洞化、私利化，也颠覆了公众对学术净土的认识，破坏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群体形象。

　　不良学风和学术腐败关乎整个学界的伦理。如果对其漠视不管，不仅是对学术规范的践踏，更是对良好学术生态的破坏，严重者更会形成逆向选择、逆向淘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这就需要我们建立健全惩戒监督机制，对于败坏学术风气、损害学术发展的行为严惩不贷。此外，我们还应积极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标准，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发挥好学术评价对学术研究的引导作用，推动形成实事求是、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精神状态和作风品格

　　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具备胸怀大局、心有大我的爱国精神，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担当精神，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的精神风骨，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奉献精神和心有所戒、行有所止的敬畏精神，以德促行、以行促知，才能成就学术人生，担当历史重任。

　　胸怀大局、心有大我的爱国精神。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忧国忧民情怀，自古备受知识分子推崇。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始终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把学术研究融入我国改革发展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而行，在为时代书写、为人民做学问中成就“大我”。有的人以学术研究的“个体性”为名，否认学术研究的“公共性”，否认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说到底就是没有摆正“大局”与“小局”，“大我”与“小我”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曾说：“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只有个人的“小道理”服从了国家社会的“大道理”，才能使知识分子深邃的学识素养，在维护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中体现价值和魅力。

　　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担当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人告诫我们，君子处世，应该像天那样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健气势，顽强奋斗、永不停止。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面对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并明确提出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这就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素养和强大理论思维，进行深刻分析，得出深刻结论。在激流勇进的伟大时代，脱离社会、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的知识分子，终将被时代、被历史、被人民所抛弃。

　　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的精神风骨。“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懈追求，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载道”“弘道”甚至“殉道”的精神风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那时，哲学社会科学界发起并多次召开全国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此后，在涉及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等重大改革问题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进行了认真调研、充分论证、深入研究，为坚持正确改革方向贡献了智慧力量。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旁观者、评判者，而是要做行动者、建构者，要在回答时代问题中为党和人民坚守正道、追求真理。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奉献精神。追求真理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唯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者，才能超越现实利益羁绊，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迁，获得真学问、大学问。范文澜在华北大学时就提倡“二冷”，即“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他在延安接受毛泽东同志交办的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任务后，全力以赴投入材料和理论准备工作，从中国几千年来浩若烟海的史书中汇集资料、全面研究。这位近乎失明的学者，在窑洞油灯下，经过一年半辛苦耕耘，最终完成了这部60万字、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等。这无不与当前学术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学风有关。社会发展越快，需要研究的问题越多，就越需要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优良学风，就越需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严谨治学态度，就越需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唯此，才有可能推出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学术精品。

　　心有所戒、行有所止的敬畏精神。康德说过：“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敬畏是自律的开端、修身的根本。强烈的规则意识和是非观念，是生发敬畏之心的重要力量。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着特殊的道德责任和学术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强调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用固守是非观念、坚守社会良知，来回应社会的道德期待。具体到学术研究领域，就是要心有所戒、行有所止，严格遵守学术研究规范，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汇聚起学术界崇德向善、追求真理、积极创新的学术品格和道德精神。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历史镜鉴的启迪，需要人文力量的推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守道德理想，共担历史使命，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智慧力量。

　　【思想宣传范文】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勤于探索、勇于实践的改革创新精神，争当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实践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改革实践中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他强调，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改革创新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时代风采与精神风貌。回眸改革开放40年实践，揆诸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紧跟时代步伐、引领时代潮流的精神动力，并厚植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色。

　　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精神的逻辑前提。正是在思想解放的精神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恢复并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长期实践中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中，我们无论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来提升理论供给能力，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须臾离不开解放思想，也片刻离不开改革创新。脱离思想解放，势必会弱化新时代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思想基础;忽视改革创新，势必会丧失新时代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生机活力。当前，我们高扬改革创新的精神旗帜，首要任务仍是要以思想解放为先决条件，在理论创新和理论运用上有所突破，使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发扬光大、世代相传。

　　人民立场是改革创新精神的价值取向。我们党在促改革、谋创新的过程中，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并将之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贯穿到治国理政活动的各个领域，做到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我们的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的改革就防范什么、纠正什么。40年来，我们党既时刻紧扣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蛋糕”做大，又不曾忘却初心使命，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和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把“蛋糕”分好，造就了人类发展史和减贫史上的奇迹。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这一矛盾转化对全社会培育和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改革，从而更好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开拓进取是改革创新精神的精髓要义。改革创新所展示的是求新求变、向前向上的精神状态，它不仅要求人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而且要求人们能够以求真的执着、务实的行动在社会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作为。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勇于开拓进取，坚决破除阻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切思想羁绊、体制障碍和利益藩篱，成功闯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开拓进取是确保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和勇立时代潮头的精神密码。处于新的历史方位，面对新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要想开新局于伟大社会革命和强体魄于伟大自我革命，除了时刻保持敢想的闯劲、敢试的拼劲、敢干的韧劲，始终推进着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引领下的实践创新，以开拓进取精神宣示改革再出发、创新再加速，别无他途。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想抓住发展机遇，应对时代挑战，就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进一步锤炼开拓进取的品质和意志，进一步强化开拓精神和进取意识，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制度完善是改革创新精神的重要保障。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实质上看，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当代中国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巨大进步。4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制度自信与改革创新的有机统一，既以制度完善为目标，有效避免根本问题上战略性、颠覆性错误的发生;又以改革创新为导向，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永不停滞、永不僵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党内外、国内外客观实际变化，加大对现有制度改革创新力度，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治理体制、司法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和国家机构等方面改革，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且还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向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应当看到，目前我们在某些具体的体制机制方面仍存有不足之处和亟待改进的地方，而破解这些体制机制问题，需要在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等各方面创新的基础上，着力强化制度创新和优化。这样，才能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为新时代改革创新提供重要保障。

　　【思想宣传范文】四

　　内容提要：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具体包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辩证思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日前，习近平同志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回顾改革开放40年伟大历程可以发现，每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到重大历史关头，都伴随着重要的思想解放和观念突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改革发展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破解新时代改革开放难题，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掌握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科学思想方法。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概括，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方法论。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不回避问题，不回避矛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正是从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始的。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这些都对我们坚持和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和推进，都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也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正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针对过去一个时期党内存在的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提出并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创新能力不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对外开放总体水平不够高等问题，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科学引领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

　　深入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同志从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科学论断，牢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特点。从生产力角度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很多商品的生产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问题已经转化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例如，一方面，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从人民需求看，经过40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把生产力发展新特点与人民生活需要变化联系起来看，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把握，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只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它反对把人当作抽象的人的观点，主张从“现实的人”开始考察人类历史。习近平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他还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系列顶层设计和一项项改革措施无不折射出大写的“人民”二字。我们党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里问题突出，哪里就是改革的重点。还应看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诠释了发展的价值观、根本立场等基本问题，回答了为什么人、由谁享有这个根本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从发展质量的角度提出的，它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更高层次需求，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求等，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跨上一个新台阶的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强调让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

　　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同志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粮食不足、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异常、人口膨胀、贫穷、疾病流行、经济危机等诸多全球性难题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一系统性哲学思维提出关于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新理念。它超越了相互敌对的霸权思维和零和思维，深受国际社会认同。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3月17日，载入安理会决议;3月23日，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为我国扩大开放提供了新指引、新视野。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成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推动世界各国和平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以辩证思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唯物辩证法为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改革的认识，迫切需要运用辩证法思维处理好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全面”和“深化”已赋予新时代改革更加丰富的内涵，即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必须善于运用辩证思维，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再出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会有更大发展，为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提供方法论指引。

　　【思想宣传范文】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百年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社会革命实践创新相互激荡、相互促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的突破深化造就中国社会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国社会革命伟大实践的变革成就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次又一次实现历史飞跃。已经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同样是如此。40年来，马克思主义再一次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出的伟大实践成果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以实践为鲜明指向。正像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的：“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对了立场、观点、方法，就会结出实践的硕果。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的实践硕果。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实际，什么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永恒的课题在20世纪下半叶更加突显出来。通过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把它作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邓小平讲得更明确，“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理论突破与创新，奠定了改革开放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这就需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还体现在制度建设不够成熟、没有定型。所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继续调整、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些体制机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类体制和相应运行机制，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就是40年来改革开放已经和正在做的事情。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化，束缚中国社会的一些僵化保守的观念不断被打破，新的认识、新的政策不断涌现。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这一思想与实践相交织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提出一系列精辟论断：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这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得中国社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最终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

　　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二战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经济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大增强，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赢者通吃还能全身而退，发生世界大战的概率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且，“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伴随着“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科学判断的作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大踏步地赶上时代，从建立经济特区到“三来一补”，从坚定“复关”到成功“入世”，从被动融入到主动引领，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中国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可能真正存在，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发展状态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可能真正实现。于是，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反全球化，甚至准备筑墙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时候，中国社会成为中流砥柱，扛起了捍卫推动改善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5年多来，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全球共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多来，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80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深刻改变中国的同时也开始深度塑造世界。

　　改革开放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历史飞跃

　　实践是理论创新不竭的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改天换地的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我们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有这样的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改革开放不断从辉煌走向辉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在改革开放的高歌猛进中实现着自身的历史性飞跃。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基础上，认识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不能把书本当教条，不能照搬外国模式，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认识到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认识到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等等。这一系列来自实践的认识不断深化，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继毛泽东思想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发展，也给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四大考验”中保持政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国社会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有效避免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发展的可持续，等等。实践出考题，理论做答卷。通过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系统深刻回答，在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理论创造自当不断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让中国社会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更重要的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揽“四个伟大”的实践也渐次展开。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伟大的实践孕育出伟大的思想。在这样坚实的实践基础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宏大的战略眼光勾勒出21世纪中国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以其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分析，对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定力与理论自觉

　　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讲清楚4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对了什么，既是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现实需要，也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谈中国化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落脚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风格，要能为开辟中国道路，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理论支撑与思想保障。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中国的实践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不能变成只是拿在手上的箭，连说“好箭”就是不发射。好箭是用来打靶射“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拿马克思主义这个“矢”来射中国这个“的”的。

　　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有中国形式、中国风格、中国特点、中国气派，概言之，要有“中国味”。这中国味，就是几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生命和血液中的中国情感、中国意志、中国愿望、中国思维等等，就是中国文化的精、气、神。我们不可能离开自己国家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去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没有中华优秀文化沃土的滋养，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发扬光大、生机勃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化”，要化为理论、化为信仰、化为武器、化为实践。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化”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还要通过理论武装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伟大事业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转化为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转化为指导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行为准则。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要从书本里、文件中、会议上走出来，走进群众火热的生活、走向中国蓬勃的实践，以简明的内容、通俗的形式、大众的思维、普及的方式让群众能掌握、会运用。让广大群众所认知、所接受、所实践，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也才能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

　　理论的最高目标是指导实践，理论的最高成就是化为实践。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都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原则的遵循，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要求的践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目标的追求。不能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如果理论上讲的与实践中做的不仅不一致还相互打架，既损害了理论的权威，也会让实践走入误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是改旗易帜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结论，也是改革开放再出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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