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强大精神动力思想五篇

改革开放的强大精神动力思想五篇

　　国家强盛离不开精神的强盛，民族复兴离不开精神的支撑。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包含特定内涵和品格，体现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思想宣传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思想宣传范文】一

　　内容提要：在改革开放中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既继承和体现了伟大民族精神，又赋予民族精神鲜明的时代特色，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内涵。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体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锐意变革，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不懈奋斗、持续追求等方面，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激励亿万人民砥砺奋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需要继续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在壮阔的发展历史中，中华民族奋斗自强，孕育出伟大民族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历经变革发展，伟大民族精神的内涵不断丰富。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取得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也积淀了丰硕的精神财富。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大力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是新时代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强大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精神继承了伟大民族精神的精髓

　　国家强盛离不开精神的强盛，民族复兴离不开精神的支撑。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包含特定内涵和品格，体现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悠久的中华文明相伴随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同志将伟大民族精神概括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伟大民族精神的激励和鼓舞分不开。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在改革开放中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继承伟大民族精神的精髓，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体现和弘扬。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党带领人民以伟大创造精神为指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伟大奋斗精神为指引，既不徘徊等待，也不靠别人恩赐施舍，而是用自己的双手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转变，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以伟大团结精神为指引，汇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伟大梦想精神为指引，绘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通过不懈努力让中国梦一步步成为现实。

　　改革开放精神既继承和弘扬了伟大民族精神，也赋予民族精神鲜明的时代特色，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内涵。改革开放精神让中华儿女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改革开放精神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反映

　　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既有深远历史渊源、深厚文化根基，又有鲜明时代气息和坚实实践基础。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体现在诸多方面，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激励亿万人民砥砺奋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发改革开放的思想闪电，是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强大精神武器。习近平同志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只有思想的大解放，才会带来改革的大突破。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实事求是。正是4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才干出了一番新天地。

　　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的精神。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一个重要根据是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正是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之时。我们党看到了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认识到要通过改革开放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40年来，我们正是靠着这样一种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的精神，大踏步赶上时代，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只有顺应时代潮流，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时代变化，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

　　开拓创新、锐意变革的精神。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开拓创新、锐意变革是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内容。40年来，中国人民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今天，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简单延续和模仿前期改革，难以实现更大进步，必须向着陌生地带、高难领域发起新的改革攻坚。只有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才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改革开放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如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上，还会越开越大。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奋斗。

　　不懈奋斗、持续追求的精神。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也是新的伟大奋斗。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正是通过不懈奋斗，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改革开放继续跋山涉水，更需要弘扬不懈奋斗、持续追求的精神，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跑中一棒接一棒、一代接一代地跑出好成绩。

　　改革开放精神激励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改革开放40年，扬帆远航再出发。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是40年来中华民族奋起腾飞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强大精神激励。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更需要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在改革开放精神指引下继续开拓创新。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创新精神是改革开放精神的灵魂。我们要以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为指引，继续推进各方面创新，推动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引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的制度优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活力。在创新过程中，要把大胆试、大胆闯与坚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结合起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在改革开放精神激励下应对风险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也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风险挑战。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是我们战胜风险挑战、开创美好未来的精神动力。无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我们都要继续保持和发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抓住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将推动伟大飞跃和防范重大风险统一起来，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新进展新成效及时有效化解风险、应对挑战，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思想宣传范文】二

　　内容提要：“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基本判断。只要我们坚持唯物辩证法，全面地、联系地、动态地看待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就不难得出“时”与“势”依然在我国一边、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结论。在新时代，我们要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这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基本判断的再次强调。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国内外环境变化，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唯物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始终保持战略定力。

　　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发展大势的有力思想武器。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从横向看，各种国内外矛盾加速演变，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织、日益复杂，这无疑会影响人们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从纵向看，今天的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是接近这一目标，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越大，各种杂音噪音也会对人们正确判断战略机遇期造成干扰。只有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做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才能始终保持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清醒认识和科学判断。

　　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的性质取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往往孕育着大风险和大挑战，但挑战并不是孤立地存在，挑战和机遇从来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只要坚持以唯物辩证法认识和把握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得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

　　从外部环境看，虽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未改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这就意味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依然可以争取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继续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实现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

　　从内部发展看，虽然我国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0万亿元。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我国巨大的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正在不断显现，等等。这些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发展势头没有改变。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我国经济已不可能重回过去那种高速增长轨道，但我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大，仅每年新增长的部分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量还会进一步加重。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稳步上升，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国际竞争力在逐步增强。

　　从内外互动关系看，随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致力于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世界各国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积极倡导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主动塑造国际环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由此可见，构成矛盾主要方面的因素不是来自某一单一层面，而是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还有在内外互动中生成的;既有横向空间的，也有历史长期积淀的。这些因素的有机联系和综合作用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形成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地、联系地、动态地看待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就不难得出“时”与“势”依然在我国一边，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结论。

　　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在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科学制定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战略部署。要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关键就是要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必须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

　　事物从来就不是静止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主要体现为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与以往相比具有了新的内涵。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阐明了在经济方面我们面临的新机遇，揭示了重要战略机遇的新内涵。我们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强化问题意识，深刻认识当前在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等方面存在的矛盾，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

　　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深刻认识危与机的相互转化关系。古人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其实讲的就是危和机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国内外形势不断发展中，危和机始终是同时存在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克服了危即是机，失去了机即是危。实践证明，机遇和挑战、危和机都具有客观性，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掩耳盗铃不可能应对挑战、解决危机，只会错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敢于直面危机，积极应对挑战，就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化挑战为机遇、化危为机。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不是否认我们可能面临的各种危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强化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善于转危为机。习近平同志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我们要通过高超的战略谋划，充分运用自身的综合实力，科学制定应对危机的方略，不断实现转危为机，从而维护、延长并且积极塑造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思想宣传范文】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推动信息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人们通过网络浏览信息、获取服务、表达诉求、开展监督。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6.63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在全媒体时代，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全媒体时代网络内容治理面临的挑战

　　网络内容生产与分发的专业化、多元化、技术化、智能化带来海量信息流，给网络内容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网站544万、移动应用412万款，网络内容类移动应用超过216万，下载量超过5600亿次。网络平台的丰富、多元、分散给内容生产者提供了广阔空间，从PGC(专业生产内容)、UGC(用户生产内容)到OGC(职业生产内容)、CGC(社群生产内容)，再到MCN(多频道网络)，网络内容生产与分发变得更加多元、专业和智能，带来了更加丰富、多样、生动、感性的网络信息，同时也会带来大量无效信息、重复信息甚至有害信息。一些内容生产者为了博眼球、上热搜，不择手段地标新立异、毫无底线地迎合受众，甚至制造低俗话题和虚假有害内容，给信息把关人和管理者带来严峻挑战。比如，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含有色情暴力元素、宣扬纸醉金迷生活方式的作品，经过算法推荐技术进行大量分发后，吸引百万千万粉丝，造成错误的价值导向。尽管有关部门对违规主播和视频实行禁播处理、对违规内容实行禁止转发等管理措施，但仍然禁而不止。一些网络平台在内容分发上奉行技术中心主义，给公众带来“信息茧房”、观念窄化等严重问题，也给内容治理带来技术挑战。

　　商业网络平台逐利意识强烈、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使得网络内容生态面临被资本绑架的风险与挑战。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上市互联网企业102家，市值总和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互联网企业发展从一开始就与风险资本关系紧密。最近，中国信通院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互联网投融资运行情况》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互联网投融资笔数达到892件，同比增长66.4%，融资金额达到152亿美元。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互联网百强企业收入规模为1.72万亿元，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0.6%，相比五年前翻了两番多。客观来看，风险资本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毋庸讳言，资本的逐利性也在绑架甚至驱动一些网络内容创业公司走向野蛮生长之路，奉行流量至上的价值观。比如，一些短视频应用和直播平台经常出现“三低”信息、搜索引擎导向虚假网站、“买热搜”现象等，产生了负面社会影响。流量为王、资本至上的发展思路，也容易导致互联网企业过度追逐经济利益而罔顾社会效益。

　　网民网络素养参差不齐，群体极化带来的网络暴力等问题威胁网络生态良性发展。互联网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近年来微信群、QQ群、微博群等各类互联网群组不断涌现，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信息传播呈现圈层化、裂变式扩散，字数限制、快速传播、情绪化表达、娱乐化取向等因素使得网民倾向于选择跟自己观点和态度相近的圈子接触，在此过程中非理性内容更容易在与理性内容的对抗中占据优势，进而催生群体极化现象甚至道德失范行为。过于偏激的表达经过互联网的放大，不仅威胁网络生态良性发展，还有可能向线下转化，将网上舆论风险演变为线下的行动性风险，从而对社会秩序稳定带来严重挑战。

　　政府管理模式和技术监管手段较为滞后，难以适应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技术的快速进化。整体来看，当前我国网络内容管理领导体制已基本形成，国务院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行使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职责，中央、省、市三级网络内容管理体系基本建立，国家对网络生态的把控力和管理能力得到明显加强。网络安全法及相关配套法规文件、各种管理办法和规定的出台，提高了网络内容管理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但在一些具体领域和问题上，网络生态治理工作依然缺乏及时性、针对性和精准度，特别是技术监管能力落后于技术更新速度。从互联网时代向大数据时代迈进，所产生的数据量呈几何级数增长，预计到2020年中国数据总量将高达8000EB级别，相当于目前全球云存储数据量的8000倍。面对迅速增长的海量信息和数据，现行的集中化管理手段和跟随型监管技术难以有效满足信息把关和处置需求，导致内容管理显得较为滞后和低效。

　　以网络内容治理体系建设守住网上舆论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结合网络内容治理现状，我们要从国家战略层面、社会综合治理层面加强顶层设计，确立党委、政府、企业、网民等多元主体的主体责任，明确治理目标和任务，坚持线上线下协调联动，守住网上舆论阵地。

　　建立管理端的网络内容治理制度体系。坚持技术与法治并重，对网络内容治理与监管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系统梳理，制定科学有效的制度规范和技术流程，并对法律法规中滞后于网络发展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和补充，为网络内容治理提供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制度设计，确保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立网络内容综合治理的管理与协作机制，从管理体系、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追责机制、技术支撑等方面，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网络内容治理指令执行体系，健全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业务的网络内容治理分工与协作机制，使政府监管与网民自律、内容安全与内容创新、用户管理与平台管理之间相互协同、高效运作。诉诸技术手段，实现科学监管、技术治理，保持技术敏感性，跟进新技术发展，转变监管方式，将机器学习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由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网络内容“红线”标准，确立网络内容治理的基调和价值主张，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信源”实现智能识别与筛选、抓取采集、过滤清理，一旦有新的“红线”信息被识别标记，将其关键词纳入后台“负面语料库”，实现全网共享、交叉识别与自动处理，从而达到简化行政流程、提高治理效率的效果。

　　建立生产端的网络内容建设规则体系。这里的生产端包括网络内容生产者与网络平台运营者。网络空间内容生态的维护与治理不能只从终端开始，应从生产源头把控内容质量，防止一开始就被污染。把控质量需要建立标准和规则，否则质量好坏没有依据。无论是对PGC、UGC，还是对OGC、CGC、MCN，都需要根据这些机构的特点建立针对性强、可操作、易执行的规则和标准体系，以指引其内容生产过程。对传播环节的网络平台运营者来说，需要压实平台的企业主体责任，应针对不同的网络平台制定实用对路的规则和标准，把平台的责任具体化、数据化、实时化，切实让平台主动承担起内容治理的社会责任。

　　建立用户端的网络内容自律体系。用户是网络内容生态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网民的浏览、阅读、转发、点赞、打赏、付费等上网行为和数据都是网络内容生产与分发传播的重要参考依据。网民的素质和行为对网络内容的生产者、网络平台的运营者、网络社会的发展趋势有重要的影响，需要网络平台运营者通过上网规则、平台约定、入网须知、技术限制等方式引导网民增强责任自负意识、依法上网意识、文明上网意识、个人隐私意识、网络安全与风险意识等，让每位用户都能够加强网络行为自律，从而促进网络空间生态良好。

　　建立效果端的网络内容治理评价体系。网络内容治理应坚持效果导向，建立一套具备科学性、操作性、系统性、权威性的网络空间生态评价指标体系，明确评价的对象、方法、频率、主体、发布流程、后续反馈等，一以贯之地坚定执行下去，确保取得实效。网络内容治理评价的参与主体主要有三个，一是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网络内容治理主管部门，二是以学术机构为代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三是网络内容生产与分发平台。网络工作职能部门负责制定、修改和主导实施网络内容治理评价的制度性文件;组织、委托或聘用第三方机构建构和完善网络内容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评价评估结果指导、监督和推动网络内容生产者和网络平台运营者履行主体责任，树立正面价值导向。第三方评估机构应秉持科学、公正的原则，发挥研究机构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在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监管部门和相关网络内容主体的意见反馈及时修改完善评价指标体系，使之与网络生态建设的实际情况同步发展，真正发挥网络内容建设风向标作用。

　　【思想宣传范文】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群众参与治理主体作用。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和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意味着乡村治理不能单独依靠某一方面的治理资源。具体言之，自治意味着乡村治理最终要实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出的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这一目标，法治和德治都要以自治为基础践行落实;法治意味着乡村治理要以法治为根本遵循，自治、德治都要在法治框架之下进行;德治意味着乡村治理要以道德规范、习惯规约等良善的社会规范来维风导俗，以德治教化和道德约束支撑自治、法治。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主要包括“谁来治理”“依何治理”以及“如何治理”三个方面。其中，“谁来治理”指向主体维度，“依何治理”指向规范维度，“如何治理”指向运行维度。

　　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乡村治理主体可以分为内部型主体、外部型主体以及内—外联合型主体三种类型。乡村治理内部型主体包括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乡村精英(新乡贤)以及普通村民等。内部型主体是乡村治理的直接参与者，也是乡村治理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者。乡村治理外部型主体包括基层党政机关、外来企业、公益性社会组织以及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等。外部型主体虽然不是乡村治理的直接参与者，但是由于这些主体可以通过行政管理、投资、社会服务等方式作用于乡村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内—外联合型主体主要指通过资本、自然资源等媒介联结乡村内、外主体而形成的共同治理力量，其中以“企业+农户”性质的专业合作社为典型。

　　乡村治理主体在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中具有内生性、多样性、地域性等特征，涉及公权主体、私权主体、自治主体等众多主体，主体来源非常广泛，涵摄多个层级，各个主体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治理方式的侧重点也不同。有些主体是自治型主体，强调民主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如村民委员会、乡村其他社会组织(如红白理事会、互助会等)、村民等;有些主体是德治型主体，强调治理过程中的道德权威，如传统老人(如村老、寨老)、新乡贤、乡贤理事会等;有些主体是法治型主体，强调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进行治理，如乡镇党政机关等。

　　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主体路径，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自治型主体主导、法治型主体指导、德治型主体辅导，基本要求是分工明确、权责分明、有机融合。应当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各类主体之间相互配合，构建出合作共治的治理格局。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多元规范优化合治

　　乡村治理依据的规范是多元的，主要包括国家法律、政策、党内法规、上级党政部门规范性文件、村规民约、道德规范及乡村自组织规范等。根据规范生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可将乡村治理中规范类型化为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正式规范的主要特点是经由一定的程序、人为制定而具有的计划性和外在性，主要包括国家法律、政策及党内法规等;非正式规范是基于其经由社会互动和实践演化而来所具有的自生自发性与内在性的规范，其在乡村生活长期实践、演化的基础上形成并发挥作用，包括非国家法意义上的习惯法、村规民约等。

　　乡村治理中的规范资源各有侧重地体现乡村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形态，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效力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如正式规范主要承载法治功能，非正式规范主要承载自治功能和德治功能。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多元规范之间会产生互动、形成合力，但是由于各类规范生成的治理系统不一致，也就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多元规范冲突会降低乡村治理绩效，加大治理成本，甚至会造成乡村秩序的混乱。因此，当前乡村治理应该整合各类规范，解决规范资源相互冲突问题。多元规范整合包括内部清理整合与外部结构优化两个方面。

　　乡村治理规范内部整合主要指在系统清理各类规范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国家法律、政策、党内法规以及地方党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乡村治理遵循的基础性规范，是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前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两个规范体系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规范依据，两者之间的衔接是当前乡村治理多元规范整合中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

　　乡村治理多元规范的外部整合是指将各类规范资源视为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按照“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优化整合多元规范结构，构建出以正式规范(国家法律、政策、党内法规等)为基础，以非正式规范(村规民约等)为补充的多元规范合作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农业支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强化道德规范的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多重环节系统融治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运行维度主要包括制定、实施及监督等多重环节，其中制定环节涉及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方面，实施环节涉及执行、适用、遵守等方面，监督环节涉及国家机关监督、村组监督、村民监督、社会监督等多层级的监督。从运行维度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从制定、实施和监督等环节入手系统推进，明确权责分配、整合治理力量、调整运行方式、完善运行机制，构建多方协作路径，实现乡村治理规范的融合运行。

　　首先，畅通乡村治理规范制定主体的沟通、互动渠道。法治型主体在制定涉农法律法规及政策时应与自治型主体、德治型主体沟通，最大限度上扩大多类主体参与。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应结合地方实际，征询辖区内自治型主体、德治型主体的意见，将一些地方传统优秀规范资源(如能充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且不违反公序良俗的乡村固有习惯、少数民族群众普遍认可的良善传统习惯法)吸收到具体规范当中。自治型主体在制定村规民约等自治性规范时应扩大村民参与，制定程序公开透明，充分体现出基层民主和基层自治;需要进行乡村协商议事，提高村规民约的议定水平，衔接国家法律与地方习惯法，确保自治规范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同时又立足于风俗习惯及村情实际。

　　其次，健全乡村治理规范的执行机制。乡村治理规范的实施应该有明确的执行主体，执行应该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同时也要综合运用多种力量融合推进。第一，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将政府涉农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深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向基层延伸，创新监管方式，推动执法队伍整合、执法力量下沉，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乡镇政府位于乡村治理第一线，是乡村事务的直接管理者，也是正式规范的实施者。当前应明确乡镇政府行政执法权的范围、种类和权限，以法治方式统筹力量、平衡利益、调节关系、规范行为。第二，村规民约的执行要重视发挥村民委员会、村规民约执约小组的作用。第三，德治规范一般属于内生性规范，比较贴近村民实际，认可程度相对要高，但是要重点解决德治规范执行主体缺失和执行方式“软化”的问题。乡村可以成立专门的德治规范劝导小组，小组成员可由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有威信的老人及普通村民代表组成，而执行方式需要因地制宜。

　　最后，完善乡村治理的监督机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按照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思路统合包括国家机关(包括乡镇政府)在内的外部监督主体以及以村民委员会、乡村其他组织(如乡贤理事会等)、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村民等为主体的内部监督主体，内外合力进行乡村治理事务的监督。

　　【思想宣传范文】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关键是从严抓好落实。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要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基本细胞”

　　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特征。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第一次从基层组织层面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此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认识到，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1928年10月，毛泽东同志指出，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并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首次提出了党的组织力的概念，将党的组织力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从那时起，我们党就一直把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在社会基层的战斗堡垒。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基层组织在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截至2017年年底，我们党已成为一个拥有8900万党员，45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政党。分布广泛、严密完善、富有活力的基层组织成为我们党所拥有的强大优势。

　　然而，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建设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有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强，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我们要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的高度，充分认识新时代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2.引领干部群众自觉贯彻党的主张

　　党章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九大报告还特别突出了党的支部的作用，强调：“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党章还明确了基层党组织的八项基本任务以及各类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责。新时代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要紧紧围绕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和职责要求来推进。毫无疑问，在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中，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是首要的和根本的。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执政根基，只有政治上坚强有力，才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理论武装，抓好党性教育，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政治引领，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积极协同、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引领基层各类组织自觉贯彻党的主张，确保基层治理的正确方向;紧密联系服务群众，通过服务更好地宣传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凝聚群众，使党的执政基础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引导基层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章，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落地生根，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

　　3.着力提高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和领导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我们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这是我们新时代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指向。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分为两个方面，即基层党组织内部组织力和外部组织力。内部组织力主要是指巩固党的内部的能力，外部组织力主要是领导群众去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能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就要按照这两个方向，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非公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加强商圈市场、特色小镇、众创空间和电子商务、网络社交、网络游戏、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和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四自”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和推动发展能力。

　　要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要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严格党员政治标准;要把重大任务落实、推动工作成效作为试金石和磨刀石，切实克服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在贯彻落实中发挥领导作用，强化政治引领，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基层各类组织自觉贯彻党的主张，确保基层治理正确方向。

　　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为新时代党支部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要按照《条例》要求，把抓好党支部作为组织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着力提高组织力和领导力，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4.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既要坚持和发扬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又要根据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力推进改革创新，用新的思路、举措、办法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保障和基本条件。加强基层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完善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解决好基本队伍、基本经费、基本阵地、基本制度等基本保障问题，确保基层党建工作落地见效。

　　强化队伍保障。基层党组织建设离不开“领头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关键是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选、育、管、用”多管齐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培养选拔、教育培训、监督管理和激励保障，精准选派第一书记，培养储备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后备力量，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素质。加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坚持专兼结合，从退休的优秀党员干部中选聘一批充实基层党建力量，解决基层党务工作力量不足、业务不专等问题。

　　强化条件保障。建立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制度，落实好运转经费、活动场所、报酬待遇和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等措施，持续解决有钱办事、有人管事、有场所议事问题。

　　强化责任保障。实践证明，落实责任是抓好基层党建的关键。必须紧紧抓住基层党建责任制这个抓手，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完善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构建系统规范的基层党建工作落实推进机制、科学有效的基层党建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责任清单明晰、推动落实有力、考核奖惩严格的党建责任体系。坚持和完善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推动市县乡、国有企业、机关、高校全覆盖。

　　强化技术保障。无所不在的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已经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也成为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巧力量”。要更加充分地运用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与基层党建工作的有机融合，为基层组织提升组织力插上现代最新科技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