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要冻结100名中国人存款!有人听到这些消息都惊了!瑞士要冻结100名中国人存款真的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瑞士要冻结100名中国人存款真的吗，以供参考，欢迎大家收藏并分享哟!
瑞士要冻结100名中国人存款真的吗?
速览
- 网传说法可能源自2020年8月瑞士媒体SonntagsBlick对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的采访，但原报道中仅涵盖卡西斯对香港国安法的评论，并不涉及“冻结存款”。
- 瑞士金融网站finews.com于2020年8月发布文章将卡西斯采访与瑞士一项公投相联系，并表示该公投有可能影响瑞士银行在香港的发展。这项公投最终未能通过，且瑞士政府始终反对该提案，公投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与“冻结存款”的直接关系。
- 100名中国人在瑞士有7.8万亿元资产的数据可能出自瑞银集团(UBS)联合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年亿万富翁报告》，该报告称，截至2017年中国共有373名亿万富豪，他们拥有1.12万亿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约7.8万亿元)的资产。而这份报告数据所指的也并非他们在瑞士银行的储蓄额。
事件背景
近日，推特有网友发布图片称，“瑞士外交部长凯西斯(卡西斯)表示：若中国坚持香港国安法，则将冻结100位中国人在瑞士存款7.8兆人民币，平均每人780亿人民币，还不包括保险箱里的黄金钻石。”该推文获得3000余点赞，近800转发。
明查
202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围绕这一时间点并结合“瑞士外交部长”“香港国安法”等关键词在谷歌检索，相关说法可追溯至2020年8月1日来自瑞士周日报纸SonntagsBlick的报道。瑞士外交部长伊尼亚齐奥·卡西斯接受专访时表示，在与中国建交的70年中，法治和人权一直是对话的一部分，“瑞士必须更加有力地捍卫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例如加强国际法和多边体系。”同时，卡西斯在采访中宣称，“中国已经放弃了‘一国两制’方针，这会影响到很多在香港的瑞士公司。如果中国坚持‘新路线’，西方世界将做出更果断的反应。”
SonntagsBlick 2020年8月对瑞士外交部长专访报道截图
不过，原报道中并没有谈及冻结中国人存款一事。此外，瑞士《新苏黎世报》在同一日的报道中采访了瑞士联邦议会国民院议员罗兰·比歇尔，他表示，联邦委员会没有就此举行会议，因而卡西斯此番言论并没有联邦委员会给予的官方依据。
2020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联邦大使馆发表声明，回应了瑞士外交部“对香港国安法妄加质疑和评论”的行为，“香港国安立法目的是堵上香港国家安全的致命漏洞，不仅完全符合‘一国两制’方针，也将保障‘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国安法仅针对四类行为，即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影响。”
2020年驻瑞士使馆发言人就瑞士外交部发表涉香港言论发表声明截图
那么“卡西斯声称要冻结中国人存款”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
进一步结合“瑞士银行”“存款”等关键词交叉检索，瑞士金融网站finews曾于2020年8月7日发表过相关文章，该文将卡西斯对香港国安法的评论与瑞士将于2020年11月举行公投的一项拟议法律相联系，表示“该法律规定公司将对其海外公司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这也适用于香港的情况，如果民众公投赞成该法律，瑞士银行将重新检视他们在香港的运作”。根据该文说法，瑞士外交部长对香港局势的质疑已经显示出了“瑞士银行在中国发展战略”这一问题的敏感性，由于香港国安法规定银行不能与违反国安法的对象合作，瑞士这项拟议法律有可能会与香港国安法冲突。
而同一时段，则可核查到有多家中文网站将finews所述公投引向“冻结中国人资产”，还有自媒体声称该公投意味着瑞士银行将“不能与侵犯人权的对象合作”。
finews相关文章并未提及“冻结存款”，但是联结了卡西斯的言论、瑞士公投以及瑞士银行和金融业，并强调了该公投对香港可能产生影响
但这项公投是否真能造成网传后果?
在瑞士政府官网核查，其公投档案中确实存在一项主旨为“瑞士的海外企业应维护人权”的提案，全称为“负责任的企业——保护人权和环境(For responsible businesses -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简称RBI。公投结果显示尽管普选赞成票多于反对票，为50.7%对49.3%，但由于州选票中反对票(14.5)比赞成票(8.5)多6票，该提案最终未能通过。
从时间上来看，RBI是由瑞士民间社会组织于2015年发起的倡议，旨在引入有效法律框架，让总部在瑞士的跨国公司为其(包括子公司、供应商以及业务合作伙伴)在海外犯下的侵犯人权和环境的行为负责，如果有海外合作方侵犯人权，该公司可在瑞士被直接起诉。该提案于2020年6月就确定了公投时间为2020年11月29日，与香港国安法并无直接联系。
从法案内容来说，根据瑞士国家广播电视集团旗下Swissinfo的报道，企业人士和民众对RBI的态度分歧主要存在于“实现方法”，因为RBI对企业监控其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力度要求极高，很容易影响企业对外经济活动。
瑞士政府始终反对该提案，并就此提出了“间接反提案(Indirect counterproposal)”，作为RBI被否决后的施行法案。普华永道(PwC)曾对两项方案做过对比报告，相比于RBI，政府方案要求瑞士企业对其人权和环境的营运是否符合标准进行申报，并进行强制性的非财务信息公开，而企业只有在其涉及人权和环境的项目未经申报或申报出现问题时，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可以说“间接反提案”在法律执行层面留有余地且更温和，如果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已经进行申报，则企业不会被起诉。
而瑞士政府公开的“间接反提案义务守则”中，主要强调了涉及矿石和金属的企业申报要求，并没有突出金融业或银行应做出的具体调整。因此该公投结果很难直接引申出“瑞士将冻结中国人财产”。
100名中国人平均每人在瑞士存款780亿人民币?
这一说法曾多次以不同形式流传于中文网络中，2022年8月，“福建辟谣”官方账号曾对此进行核查。
2018年10月，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的瑞银集团(UBS)联合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年亿万富翁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亿万富翁总财富增长19%，至8.9万亿美元。截至2017年的数据，中国共有373名亿万富豪。这些富豪们大多来自科技以及零售行业，并拥有1.12万亿美元的资产(当时折合人民币约7.8万亿元)。
2022年1月，“澎湃明查”的报道《明查|瑞银公布中国贪官存款，遭警告“谨慎公开客户财政信息”?》就涉及瑞银集团这一报告。核查结果表明，该报告使用的分析数据来自包括“转变中的家族商业”(Transforming family businesses)、“普华永道下一代研究2017”(PwC Next Gen Study 2017)、“第21届年度全球CEO调查”(21th Annual Global CEO Survey)等出版物，普华永道内部数据库，MSCI AC世界指数，以及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等数据库。这说明780亿元的数据所指并非瑞士银行储蓄额，网传说法系谣传。
综上所述，网传说法可能源自2020年8月瑞士媒体SonntagsBlick对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的采访，但原报道中仅涵盖卡西斯对香港国安法的评论，并不涉及“冻结存款”。瑞士金融网站finews.com于2020年8月发布文章将卡西斯采访与瑞士一项公投相联系，并表示该公投有可能影响瑞士银行在香港的发展。但这项公投最终未能通过，且瑞士政府始终反对该提案，公投结果并没有与“冻结存款”的直接关系。100名中国人在瑞士有7.8万亿元资产的数据可能出自瑞银集团(UBS)联合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年亿万富翁报告》，该报告称，截至2017年中国共有373名亿万富豪，他们拥有1.12万亿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约7.8万亿元)的资产。而这份报告数据所指的也并非他们在瑞士银行的储蓄额。
中国海外资产安全
毫无疑问，中国也确实有能力使基础设施投资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想要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发挥应有作用，需要解决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一是中国是否有足够的项目储备;
二是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积极性;
三是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能解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无法实现，也就无法真正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关于项目储备，中国有充分多的项目可以进行大量投资，根本不存在投资饱和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积极性的问题。2020年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3.75万亿元。但地方政府基金收支总量却存在1.98万亿的超收额，这表明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主要原因似乎有二：第一，地方政府还债压力巨大，它们必须首先努力降低杠杆率，越来越多的资金被用来付息和偿还债务，而不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第二，“终身追责”使它们不愿冒投资失败的危险。
关于资金问题，我以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融资存在一个基本矛盾：
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期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不愿意投资，政府只好推出“刺激计划”，通过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创造“挤入效应”，以带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不愿意扩大财政赤字、不愿意通过增发国债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从银行和资本市场为基础设施投资筹措资金。而信贷和资本市场资金的提供者，恰恰就是那些因经济不景气，预期投资回报低、风险大而不愿投资的市场化投资者。为了吸引投资者投资公益性的、不能产生现金流的基础设施，筹资者必须提高回报率，必须要利用政府信用，使市场相信这些公司债有政府的隐性担保。
这样一来，虽然中央公共财政风险得以避免，但是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和企业风险提高了。而为了抑制后两种风险，政府对专项债、银行贷款和城投债发行购买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显然，政府必须在防风险和稳增长之间找到最佳平衡。我认为在过去天平过于倾向于规避金融风险。但目前天平已经向稳增长的方向倾斜，“稳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
此时，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结构的不合理之处需要引起重视。目前存在一种怪现象，基础设施融资成本越低，融资量越少;融资成本越高，融资量反而越大。
目前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是基建融资成本最低的方式，但是相对于十几万亿甚至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量，中央一般公共预算贡献只有几百亿，占比非常低。相对而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约上万亿，专项债大概为3.5万亿。而城投债，作为成本最高的一种融资方式，融资量约6.2万亿，这是去年的大致数字。
这种怪现象需要纠正，政府需要充分利用低成本的资金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而不能为了躲避风险而大量采取高成本融资方式。
为了实现5.5%增长速度，我们需要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结构做一些调整：
第一，调整财政预算的结构。要加大一般公共预算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提高一般公共预算在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中的比例。
第二，增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以代替缺乏市场需求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和城投公司城投债的发行。此外，还可以考虑对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贴息贷款等等。
第三，逐渐增加中央一般公共预算赤字，提高赤字率。
第四，放宽对专项债发行的限制。严格审查项目，但融资条件要放宽，减少繁文缛节，提高专项债使用效率。
第五，适度放宽银行和其它投资者对购买城投债的限制，给予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更大的自主权。
第六，通过金融创新为基础设施融资开辟新渠道。
第七，货币政策应该进一步压低利息率，降低各种同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融资成本，以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希望中国能在2022年实现5.5%的GDP增速目标的同时，扭转中国经济从2016年开始的增速逐渐下滑趋势，提振国民信心。
俄乌冲突下，美联储或不得不提高加息幅度
关于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石油等能源供应、全球战略物资供应以及全球粮食供应的冲击。
其中，全球粮食供应需要引起注意。目前乌克兰已到播种季节，俄乌冲突仍在继续，这会对全球粮食供应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俄罗斯、乌克兰的粮食供应占全球粮食供应的1/3，粮食价格上涨会导致通胀水平上升。
尽管目前美联储在尽量淡化俄乌战争对美国经济和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如果未来粮食和油价不断上涨导致通胀上升，美联储则不得不提高加息幅度。如果利息率超过2%甚至更高，有可能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增加引发通缩的风险。
调整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确保中国海外巨额资产安全
中国海外资产安全性的问题值得引起重视。目前，中国有大量的海外资产和海外负债，净资产约2万亿。
根据定义，海外净资产等于每年经常项目顺差的和。尽管中国年年经常项目顺差，顺差额平均是千亿美元级别，但2021年中国海外净资产却和2014年海外净资产差不多(约2万亿)，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可以理解为，年年到银行存钱，存了7、8年后，发现本金根本没增加。
我认为需要将这笔账算清楚。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担心“美元借条”的贬值。美国国债28万亿美元、外债15.4万亿美元、2008-2019年美国M2增长112%、但GDP仅增长45%。在某个时点上，美国通胀失控、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即便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中国已经需要对自己对海外资产包括外汇储备担心了。而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金融制裁措施，更是需要我们警醒了。
2013年，《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表示，“如果中美两国发生公开冲突，美国可能会切断世界与中国的贸易，还可能扣押部分中国流动性金融资产……”。虽然美国这种措施会对自身造成损失，但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更大。美国早已把账算清楚，我们把账算清楚了吗?
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应该充分利用好本国储蓄，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消费和投资。国际收支要平衡，海外资产负债要平衡。特别是不要持有过多美元资产。资产负债要平衡，要有反制能力，不要当无法保护自己债权的净债权人。
除了美国，即使是对其他国家，中国作为其债权人也是存在风险的。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对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做通盘考虑，并进行必要的相应调整。
海外资产如何配置?
由于海外市场剧烈波动，国内不少投资者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去海外抄底，进行海外资产配置，或者把国内部分投资转换为海外投资。那么，当前是否有必要进行海外资产配置?海外投资有哪些问题和风险要高度关注?本期财富雅谈对话嘉宾：金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思泓。
冯雅：有投资者想趁这个时候，把国内资产配置转换一部分为海外资产，这种投资决策您认为是否合理?我们是否有必要配置海外资产?如果有必要，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思路和途径呢?
任思泓：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分散投资。我觉得作为投资者来说，如果你在国内已经有了配置，配置海外资产肯定是有益处的。
针对海外投资，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首先，你是持有人民币资产还是持有美元资产去投向海外?如果是人民币资产，那么你实际只是想获得海外投资的收益，在国内可以通过QDII基金去投向海外。我们国内很多公募基金都有这样的产品，你的资产还是人民币，这是一类。
如果是美元资产，你到底有多少美元?普通投资者和高端投资者不一样。普通投资者能投的标的有限，你可能能买些房产、股票、公募基金;高端投资者除了这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可配置的东西就是海外的对冲基金，但是它通常有比较高的门槛。
冯雅：您说的普通投资者和高端投资者怎么区分呢?是以美元资产的多少为分界线吗?另外，如果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海外投资的普通个人投资者想做海外资产配置，他首先要把握哪些基本原则?有哪些底线思维?
任思泓：可能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我觉得至少要有100万美元。可能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基本上都是以人民币资产为主，海外资产为辅。
从投资目的来看，我觉得首先你要分析市场是一个什么状态，你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里利息高，无风险收益也高，虽然股指长期不涨，但是好股票还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非常容易找到超越股指的股票，所以国内的投资肯定是为了收益。
海外的投资环境会恶劣很多，无风险利率几乎是0，投资环境对我们来说完全不熟悉，有语言障碍，会导致你的信息障碍，而且时差会使你的投资决策滞后。所以海外投资第一个我想强调的就是一定要保证本金。
海外市场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新入场的散户很少，是一个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环境。所以海外投资最好避免自己需要做决策的产品，比如股票、期货、信用债、外汇等，你要择时、要选股，要做很多事情，而且你的对手方都是那些机构投资者，要想完全的战胜他们，可能很难。
所以我建议最好还是通过基金去完成海外投资，目的也不是一定要追求高收益，而是要追求那种可实现的稳定收益，千万要保住本金。
另外一点我想强调的就是，国内资产置换海外资产，牵扯到人民币兑美元的问题，这是有资本管制的。即使你是美元资产，在海外不同账户之间的转账也要特别小心。因为国外有非常严格的反洗钱制度，在不同人之间，在公对私、私对公之间的转账，都会受到严格的监管，不能随随便便把资产从别人的账户转移到你的账户。在一定时候如果你触发了反洗钱警示，会被银行调查。这是在海外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冯雅：在国内我们做理财投资，一般都会把收益和物价指数对标。大家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起码得跑赢物价指数，跑赢通胀。如果我们在海外做投资，怎么来衡量它的投资收益呢?应该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任思泓：首先说物价，我觉得新冠疫情期间全世界产能都过剩，通胀短期应该不会有。但是从利率角度来说，很长时间利率都会很低，国外是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对我们国内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你应该考虑降低投资预期。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你还是要追求高收益，一定会承受过多的风险，这些风险很可能会让你丧失本金。这个一定要想到。
我们国内通常的投资就是银行理财，这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最便捷的拿到稳定收益的方式。在国外去银行验对标银行能给你的利息，你会发现这些利息实在是太低了。
我讲个故事，我们去年去德国路演，跟一个德国投资人聊投资收益的预期，他管理一个挺大的FOF。我说一般中国人要做到10%，他说如果到10%，他天天可以去开香槟庆祝了。他说‘我们是负利率，如果我能完成5%，投资者就太满意了。’所以海外投资者、机构投资者预期极低。因为负利率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收益。任何收益都是好的。
所以一定要想明白。当你持有美元资产的时候，你的收益预期跟人民币资产不一样。如果要去创造财富，还是人民币资产比较合适。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40年是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创造了很多财富，有了这些财富才能转换到你资产的升值。
海外没有这样的高增长，你去预计一个像国内这样的高收益，非常不现实。因为如果社会不创造这些财富，你非要一个高收益，等于你必须把钱从别人手里拿过来。如果社会的饼越来越大，你即使持有同样的份额，收益也会增大很多。但如果这个饼不大，你非要去抢别人的份额，那就太难了。
如果一定要追求收益，会冒不值得冒的风险。所以最好还是利用人民币资产去获得收益，对海外资产进行配置。保住本金，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获得适当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