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7篇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7篇，欢迎阅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1

“两弹一星”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昨天，中科院发布讣告，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陈能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5月27日12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陈能宽，湖南慈利县人，金属物理学家、爆轰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1923年5月生，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获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西屋电器公司研究员。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实验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主任等职。1986年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1988年兼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中，陈能宽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组织并参加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以及核装置球面同步起爆的方案

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2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他们是艺术和科学的完美联姻。一位从事艺术，一位献身科学;看似隔行隔山，却相互促进。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两家是世交。两人的父亲是好友。钱学森是吴越王钱镠的后裔，父亲钱均夫是民初有名的教育家，家里只有钱学森这个独子。蒋英也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蒋百里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家有“五朵金花”，蒋英是老三，长得漂亮可爱，是蒋家的“小天使”。因为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特别喜欢蒋家老三，蒋英小时，曾从蒋家过继到了钱家，蒋英改名“钱学英”。过了一段时间，蒋英的父母舍不得她，跟钱家说想把女儿要回来。钱妈妈说，送回去可以。但你们这个女儿，将来长大了，得给我当儿媳妇。

1935年。23岁的钱学森出国前夕，蒋英随父母到钱家去看望他。这天，蒋英为钱学森弹奏了莫扎特的d大调奏鸣曲，钱学森听得如痴如醉。她还送给钱学森一本唐诗，钱学森把它当做珍贵的礼物放在藤条提箱里，带到了美国。而蒋英亦跟随父亲远赴德国，在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学习古典音乐，由于战乱阻隔，两人虽心心相印，但在12年间失去联系。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这时蒋英也结束了在欧洲长达10年的求学生涯，回到了上海。当年的相约，一直是两家父辈的心愿，而此时再次邂逅的两个年轻人亦情有独钟。钱均夫拿出亡妻当年陪嫁时留下的一副珍珠耳环给儿子要他以此为信物向蒋英求婚。而蒋英为等待了20多年的约定，欣然应允。她毅然为心仪已久的心上人，放弃了意大利歌剧院发来的邀请，跟随钱学森到了美国。

结婚使向来以严肃著称的钱学森发生了变化，他的导师冯·卡门说：“钱现在像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在《钱博士的苦茶》一文中说：“钱和蒋英是愉快的一对儿。作为父亲，钱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的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破玩具，他很乐于尽这些责任。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有一次，钱学森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英虽然也为准备这些饭菜忙了一天，但她却毫不居功，而是快乐地坐在他的旁边，与这个碰一杯，与那个干一杯。”钱学森每次去美国各地讲学或参观，总忘不了买一些妻子喜欢的礼品，特别是各种新的音乐唱片。他们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住所，陈设虽然简朴。但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1950年8月，钱学森和蒋英办好了回国的一切手续，准备回国。但就在这时，美国当局突然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说他的行李中携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半个月后几名警务人员突然闯进了钱学森的家，说钱学森是共产党。非法逮捕了他并把他关押在特米那岛。面对飞来的横祸，刚生完孩子不久的蒋英震惊之余依然镇定自若，她请来朋友的太太替她照料孩子，她与一些朋友四处奔波，为钱学森请辩护律师;几经努力，她被允许前往探监，看到憔悴的丈夫不但体重骤降15公斤，而且由于几经折磨患上了失语症，蒋英虽然心痛不已但她坚定地对丈夫说：“你放心，该办的事情我都在办。一定会救你出来!”后来，经过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钱学森获准被保释，朋友们自发募捐保释金一万五千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但是，被释放的钱学森不能离开洛杉矶，每月必须向移民局汇报。他们的家更是毫无安全可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时不时会闯入他们的家进行搜查、威胁、恫吓，就连他们的信件也受到严密的检查，电话也受到了窃听。蒋英为了不使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她辞退了保姆，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由她自己动手。为了躲开fbi密探的注意，蒋英把沙发搬进了卫生间，为钱学森布置了“绝密”的科研环境;他们还摸清了密探的窥视规律，每天清晨在屋后草地悠闲地散步，以便尽可能缓解钱学森心头的愤懑和重压，蒋英给了钱学森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就在遭受软禁期间，钱学森完成了《星际航行概论》和《物理力学讲义》这两本名著的初稿。正如四十多年后钱先生所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这五年间……蒋英同志是做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绝不能忘!”

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3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4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

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5

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个自己从心底敬佩，崇敬的人，这个人是自己的榜样，是自己学习的目标。我的心中也有这样一个人，他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邓稼先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一个民族英雄，因为邓稼先始终奋斗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让我国在军事方面强大起来，再数十年后，他又为国家创造了氢弹，再次让我国在科学事业上再次飞跃。为你提供 邓稼先造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遇到了许多困难，许多技术上的困境，但他从不放弃，一直抱着坚定地信念坚持到底的研究科学技术，最好把国家的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因为从事的事业让他会常常接触有害物质邓稼先的身体曾遭受过三次的伤害，导致他先后做了三次大手术。本来他的病是可以好起来的，但他没有好好休息，仍然坚持做实验，要造好原子弹。因为他的身体坚持不住，所以在第三次的手术中，因大出血而死亡。他的潜心钻研科学事业，忘我工作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不已。我突然想起我自己在困难面前退宿的一件事

记得平时做数学作业的时候，总是会遇到难题把我困住，所以我放弃了。现在想想，自己为什么这么轻易放弃地就被困难吓倒?当我想起邓稼先先生在造原子弹的时候遇到困难都没有轻言放弃，而我却让一道小小的数学题被吓到而放弃对比起来我是多么的渺小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向困难低头，只有少部分人抱着坚定的信念，坚持到底，直到胜利。

所以，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像邓稼先先生学习，学习他忘我工作，遇到困难，自己解决，从不轻易放弃的精神。把我们中国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6

在钱骥的干部档案里，组织对他的鉴定评价常常是：“学习积极，业务知识面广，肯钻研，非常注意积累国外技术情报资料。

工作后，钱骥摘录了几万张文献卡片，都是用蝇头小字写成的。几麻袋的资料在钱骥眼里是来之不易的专有信息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从自己的麻袋里找到答案。

对别人请他帮忙指导完善的科学报告，钱骥总是应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字一字推敲，大段大段地补充，而不留自己的名字。如果有人在署名中加上钱骥的名字，他总是一笔勾掉。

改革开放后，一向注重人才培养的钱骥大力支持中国学生去西方国家留学。

“他不光支持国家派遣留学生出国，也十分支持自费留学。”钱骥的儿子钱振宇回忆，1980年左右，单位里有的年轻人联系到了自费留学，为了得到单位的批准，有人常带着礼物到家里来，希望钱骥在单位里能批准同意他们出国留学。

“父亲每次都会谢绝礼物，但对他们出国深造却十分支持。”钱振宇说。

事后钱振宇会问父亲：“他们出了国不回来怎么办?”钱骥说：“虽然有些人可能会不回来，但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回到祖国贡献力量。”

1983年4月，钱骥患病住院。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仍然心系工作，病房床头上总是堆满了各种技术资料和刊物。每当有人来看望他时，他总是叮嘱别人带来所要的资料，询问的总是卫星研制和技术攻关进度……

就这样，钱骥用他全部的热爱和心血，走出了隐秘而伟大的一生，践行了一位航天科研工作者对祖国的承诺。

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7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川。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

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